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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约撰稿 李振杰

埃及总统塞西日前低调“突访”沙特吉达，会见沙特王储兼首相穆罕默德·本·萨勒曼。据沙特国家通讯社报道，沙埃两国领导人重点就国际和地区局势以及进一步密切双边关系进行了讨论。埃及方面则表示双方有意在所有领域加强合作，并继续就国际和地区事务进行协调和磋商，此外，塞西总统本人还在社交媒体“推特”上对此次访问给予积极评价。

此次访问为塞西自2014年就任埃及总统以来对沙特的第15次访问，也是两国领导人一年内的第三次会面。双方虽未事先公布访问信息，但此访规格不低，意义不俗。据媒体报道，寻求沙特的财政支持以帮助埃及缓解当前的经济危机，是塞西此访的最大动力和主要目的。但若将此访置于更广阔的时代背景就不难发现，此次访问透视出埃及和沙特这两个阿拉伯大国间话语权排序已经已发生了倒转。

长久以来，凭借得天独厚的地缘战略优势，埃及无论在经济还是军事上都是非洲和阿拉伯世界的“领头羊”。然而，上世纪80年代以来，埃及在阿拉伯世界的影响力日渐衰退。2011年“阿拉伯之春”的剧烈冲击让埃及彻底失去了领头的地位与实力。塞西总统执政以来，尽管埃及政治局势有所好转，但经济发展却始终面临巨大压力。在本国经济持续疲软、内驱动力不足的情况下，埃及只能寄希望于从国际机构和其他富裕国家获得援助以减轻经济压力，其中就包括以沙特为代表的海湾国家。据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一项统计，在2013至2020年间，沙特已通过银行存款、投资、油气资源输出等方式向埃及提供了约460亿美元的财政支持，维持着埃及经济的运转。

2022年俄乌战争爆发后，外溢效应导致埃及陷入新一轮的经济危机。加上美联储持续激进加息等因素影响，埃及通胀状况持续恶化。在此背景下，埃及对沙特的经济金融依赖程度进一步加重。去年6月，本·萨勒曼访埃期间，沙特投资部门与埃及私营和公共机构签署了价值 77 亿美元的投资大单。去年8至10月，沙特公共投资基金(PIF) 下属的沙特埃及投资公司 (SEIC) 收购了阿布基尔化肥公司、亚历山大集装箱及货运公司、埃及最大家电分销商B.TECH公司等埃及大型国有和私营企业的部分股权。去年3月，沙特在埃及央行存入50亿美元，同年11月又宣布将继续延长这笔存款的期限。塞西总统本人曾表示，若要补全规模高达300亿美元的流动性缺口，埃及需要大约7 年的时间以及1000亿美元的额外援助。在如此悲观的预期下，埃及亟需沙特等“兄弟国家”持续不断输血以避免更大危机的发生。然而，沙特今年年初在达沃斯论坛上宣布将改变针对困难国家的原有援助模式，未来将为此类援助设定前提条件，如要求被援助方进行经济改革，削减补贴和推进国有企业私有化等。尽管沙特并未指明新政实施对象是埃及，但这无疑将埃及推向了被动局面。

埃及的“被动”远不仅在经济领域，也逐步延续到政治和外交层面。据阿拉伯媒体披露，塞西总统和本·萨勒曼王储日前在吉达会谈期间达成了四项协议。除第一项沙特将再次向开罗提供紧急财政援助外，其它三项涉及政治和外交的问题均以埃及的让步或配合为背景。首先，环红海国家军事研究与行动中心的总部将如沙特所愿落户利雅得，此前埃沙曾因该总部的选址问题发生争执；其次，批准了一项有关埃及向沙特完成蒂朗岛和萨纳菲尔岛移交程序的文件，基本扫除了之前两国有关此事的不悦阴霾；第三，双方就定于5月19日召开阿拉伯国家联盟峰会达成了前期共识。有消息人士称，沙特王储希望“他的国家主办的此次峰会将有别于往届峰会”，并强调“埃及也将发挥积极作用”。

与其说埃及、沙特基于共同利益正在就以上问题形成越来越多的共识，不如说埃及当前的经济和社会状况已不允许其做出过多与沙特主导的战略方向差异过大的选择。美国《纽约时报》此前在报道沙特考虑改变援助模式一事时甚至更直白地评论：“过去的埃及大而不能倒，因此有恃无恐，但现在的情况是，埃及必须对自己的错误负责”。短期内，埃及可通过一定程度上的政治妥协来获取沙特及其他海湾国家的经济支持，但长期来看，埃及决策者们必将承受不小的压力，并需在更大程度上让渡出阿盟领导权。

与历史相比，埃及和沙特的话语权排序已经倒转是不争的事实。究其原因，沙特“强势”扩大地区影响力是客观因素，埃及对沙特等海湾国家经济援助产生过度依赖才是问题的根本。不过，从现实角度看，塞西总统此次访沙也不失为一次以退为进、图谋长远之举。借此轮中东“和解潮”，埃及一方面可在促进叙利亚“回归”、团结阿拉伯世界内部的角度上凸显负责任的大国形象，另一方面可推动其本身与伊朗、土耳其等老对手缓和关系。最重要的是，埃及也可借此为其未来经济发展创造东有海湾经济援助、北有邻国贸易支撑、西有欧洲天然气收入补充的有利外部局面。基于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优势，埃及未来或许仍可在国际和区域政治经济格局中发挥着较为重要的作用。（作者简介：李振杰，浙江外国语学院环地中海研究院经贸产投研究中心副研究员）